上次漂在黄浦江，这次流向餐桌，“检疫”思迁，死猪变鲜

钱塘二叔

在驻场兽医和协检员的配合下，屠宰线的承包者把死因不明的猪肉，送进了嘉兴最大的猪肉屠宰场。这些带着合法证明的问题猪肉，最终流入上海等周边市场。
没有检测瘦肉精、没有产地检疫，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数万头可能身藏瘦肉精的生猪，就通过虚填检疫证明的方式走上了屠宰线……2015年初陆续审判终结的浙江嘉兴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窝案，正开始逐步展现真相。
这座昔日因“黄浦江死猪漂流”的直观画面而闻名的养殖大市，现在因为生猪屠宰检疫问题，陷入了另一场“看不见”的危机。
流向餐桌的还包括数量不明的死猪肉。法院判决书显示，在驻场兽医和协检员的配合下，承包人或加工户不断把死因不明、匆忙被宰杀的死猪，送上了嘉兴最大的供沪猪肉供应商、当地最大的生猪屠宰场“中法肉联厂”的屠宰线。
“中法肉联厂有八条生猪屠宰线，八条生猪屠宰线全部失守。”要求匿名的一位办案检察官说。最终，这些带着合法动物检疫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问题猪肉，流入了上海等周边市场。
在合法的屠宰场，用完全合法的手续将死因不明的猪肉送上餐桌——在2012年11月宣判的董国权等17名被告人收购死猪、非法屠宰案后（参见南方周末2013年3月21日《“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猪祸黄浦江》），嘉兴市的司法系统又发现了新的食品安全隐患。
所有的案子，涉及的罪名，均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而涉及的人，既包括官方派驻的兽医、动植物检疫协检员，也包括生猪经纪人、农场主以及其他掮客。
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发现，在嘉兴和湖州两地，至少已有超过21名兽医和动植物检疫协检员被判有罪，开始服刑。而在绍兴等地，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仍在等待起诉和判决。
在几乎形同虚设的生猪检疫制度背后，到底有多少死猪和未经检疫的生猪，最终上了餐桌？即使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依然是个谜。
瘦肉精威胁一开始，检察官们要查的只是虚填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协检员。
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规定，生猪检疫共分两道程序：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负责检疫的人员，除了官方派出的兽医，也包括在地方上招聘的协检员。
“我们工作要求，协检员要到场或到点检疫。”南湖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马先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规定，产地检疫中，要进行猪尿液的瘦肉精抽样检测。“第一次按5%的比例抽样尿检，第二次还要进行1%-2%的抽查”，通过两次尿检，可杜绝瘦肉精问题。
结果，“很多协检员连看都不看。”一位要求匿名的畜牧局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多份司法文书证实了这一点。在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多名动物检疫员均因虚填产地检疫证明被起诉。虚填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因为“赌博没空”、“家里有事”，而更多的，则是为来路不明的异地生猪洗白。
嘉兴市南湖区法院（2014）嘉南刑初字第632号判决书展示了其危害有多广。判决书显示：张姓生猪经纪人与嘉兴桐乡、海盐、海宁，湖州南浔区的多名协检员串谋，只为一点点小利，在“未见到生猪、未进行检疫的情况下，出具虚假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仅以此判决中几人被查实的情况看，在桐乡崇福镇，这一数字是2508头，海宁是6125头，海盐秦山分所2550头，湖州南浔区善琏镇3446头，而这接近1.5万头未经检疫的生猪，都流向了嘉兴市中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中法肉联厂屠宰线。
“在历来瘦肉精滥用问题严重的嘉兴，这等于直接让食用者置于瘦肉精猪肉的威胁之下。”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瘦肉精的监测，主要还是看产地检疫。产地检疫的手段更科学。”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介绍，他此前曾系统性地研究过猪肉质量监管的链条。“产地检疫一旦没把住关，靠后道的屠宰场把关，几乎不可能。”
2012年5月嘉兴市海盐县法院一审的嘉盐初第94号判决书，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获刑的海盐县通元兽医工作站一名袁姓动物检疫员，为南湖区新丰镇异地收购的12头生猪出具虚假的检疫合格证明，随后12头猪全部被检出含有违禁品瘦肉精。

2013年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之后，嘉兴曾大力推进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如今，生猪屠宰检疫环节又现死猪回流餐桌风险。 （王轶恕/图）

送上屠宰线的死猪肉检察官们顺藤摸瓜，虽未能截获已销售一空的猪肉，却揭开了更大的盖子——在“中法”的屠宰线上，除了来历不明的生猪，还包括早已确定死亡的死猪肉。
成立于2002年7月的嘉兴市中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法农业科技），作为嘉兴市的明星龙头企业，它拥有浙江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浙江省农业科技企业、浙江省骨干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示范企业诸多称号，同时也是浙江省“三放心”（质量放心、安全放心、服务放心）肉品供应基地，“中法”牌商标先后被评为嘉兴市著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而在2007年，它更成为浙江省唯一一家拿到该年度肉品供沪“通行证”的企业。
它在嘉兴生猪屠宰业的重要地位，从2013年的数据可看出：2013年，嘉兴全市32家定点屠宰场（点）共屠宰生猪450.75万头，嘉兴市本级生猪全年屠宰量达到182.62万头，而其中，仅中法农业科技一家，全年就屠宰了130.8万头。
进入屠宰线后的生猪死亡，并不一定等同病死猪肉。但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浙江省生猪屠宰场防疫检疫规范，死因不明的生猪是不允许屠宰的，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决不允许出具检疫证明出场。
按照流程，兽医站每天派专业人员，到屠宰场3个质量控制点把关，第一个控制点主要看猪的头部淋巴和咬肌，第二个控制点看猪胴体腹股前淋巴结和肠系膜淋巴，第三个控制点看猪内脏。此外，还要看猪的乳房、蹄部是否腐烂，心脏有无虎斑纹，肌肉是否有旋毛虫等。以猪肺为例，一旦肺部发黑或充血，就说明该猪患有气喘病。这些被观测有病的猪内脏，将全部作销毁处理。“这些流程，主要靠肉眼观察。”蒋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肉眼观察，多要靠检疫员的判断，可控性很弱，信度不高，一个人一种结论。”胡颖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业内对此问题早有共识，但始终无法解决。
检察官惊愕地发现，明星企业“中法农业科技”实际上管理非常混乱，它所拥有的八条屠宰线，全部被分包出去。而承包的加工户和驻场兽医、屠宰流水线上的动物检疫员串通，将死因不明的猪肉送上了屠宰线。
南湖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马先进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为了隔离利益、防止作弊，按此前惯例，屠宰场应拒绝分包，更不应让拥有销售资质或拥有生猪的加工户参与屠宰流程。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多份判决书显示，在中法肉联厂，这样的行为持续了多年，至少从2009年12月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至2014年3月被查处时。
2014年3月24日，驻场官方兽医朱强被捕。判决书认定，2011年7月至2014年3月间，被单位派驻至中法农业科技担任驻场兽医的朱强，负责对该公司生猪的屠宰检疫、无害化处理和对协检员的管理。
但他明知中法8条生猪屠宰线承包人或加工户存在屠宰死因不明的生猪的情况下，为帮助减少损失，仍多次违法允许死因不明的生猪通过宰前检疫、宰后检疫，并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导致这些问题猪肉流入市场。
而这并非孤例。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3月间，他的前任、同样担任官派驻场兽医的张某，因同样的行为被海盐县法院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而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担任驻厂兽医的李某，同样被查出判刑。
“减少损失”，是屠宰线的加工户给出的共同理由。中法肉联厂第四条屠宰线的李姓承包加工户是其中的典型。这个从2005年就开始从业的加工户，被检察院查明，多次与兽医和协检员串谋，将死亡的生猪当急宰猪、正常生猪屠宰，并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最终将这些猪肉销往上海等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按照规程，生猪肉要出厂、送至批发市场前，还需要肉质检验员检验，颁发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而这些检验员，正是中法自己所聘。
“这属于自查自纠式的监管。问题是屠宰场自己聘的检验员，不可能不给自己屠宰的猪肉发证。”胡颖廉分析说。
虚开产地检疫证明，或许也有着利益考量。“尽管农业部反复强调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公益性，并要求各地将其工作经费以及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但财政预算拨款只能保障人员工资，更多经费需自筹，于是畜牧站向养殖户收取每头2～3元的动物产地检疫费成了重要经费来源。在现行财政收支两条线制度安排下，地方财政再将产地检疫费的10%～20%返还给畜牧站。”胡颖廉介绍。
由于中国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过低，“小而散”，畜牧系统的日常巡查和抽检对象主要是年出栏100头以上生猪的养殖户，本就无力顾及遍布乡村且违法概率较高的小农散养户。
而在乡镇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后，畜牧站工作人员还要投入相当精力承担同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不得不委托没有专业资质的协检员进行检疫。原本“检疫才发证”的制度设计，最终异化为“交费即发证”的走过场甚至牟利。
嘉兴的多份判决证实了这一点，在嘉兴、湖州等地，生猪的检疫费，每头0.4到0.6元。这正是协检员的主要收入来源。
层层失守，将直接导致这些问题猪肉一路畅通，走上人们的餐桌。胡颖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考察发现，在整套把关体系中，几乎“每一环节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环节”，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层层失守”。
胡颖廉认为，在当下，当技术支撑不足时，检验“两证两章”成为质监、工商和食药监部门判断猪肉是否合法、安全的主要依据。但显然，有问题的合法证件，无法靠肉眼查出，使得“这种监管手段形同虚设”。

南方周末2013年3月21日报道《“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猪祸黄浦江》。（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养猪大市转型中法肉联厂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要求匿名的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政府曾有意让一家大型肉粽生产企业与“中法”加强合作，一度谈及收购的可能。但很快，就没了下文。
“除了产能和冷藏等条件达不到外，风险控制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位官员称。
“我们已经采取了整改措施。”南湖区畜牧局副局长马先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法农业科技”最终被作出罚款7.5万元、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措施。
在停业4个月后，去年7月，中法肉联厂已恢复生产，采取的整顿措施包括：停止分包，并将8条屠宰线减到3条。“减少是为了便于加强监管。”马先进说，为此畜牧局屠宰办还在屠宰线上增加了探头，“保证后方无盲点监控”。但南湖区畜牧兽医局最终拒绝提供更详细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没有官方授权，我不方便回答任何问题。”多次电话沟通后，中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其法依然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
南方周末记者向浙江省农业厅和省畜牧局、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和南湖区畜牧兽医局询问是否向猪肉输入地所在政府通报过信息，也未得到任何回应。
问题看起来并非仅限嘉兴一地。在绍兴嵊州、上虞、诸暨等地，多名畜牧系统的官员和动物检疫协检员正因同样的罪名遭到调查。其中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任建荣、绍兴市畜牧兽医局检疫站站长刘进均因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现在司法机关还在调查，案情未明，我不方便多说什么。”绍兴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吕钢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而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同样理由拒绝了采访。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黄浦江漂猪事件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人大曾专门为此各自召开过专门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问题。嘉兴市的生猪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当时曾花巨资得以大力推进。
昔日的养猪重地嘉兴，也已悄悄转型。在养猪闻名的南湖区凤桥镇，昔日田间地头密密麻麻分布的猪圈，现在已几乎见不到踪影。
“一方面是为了环保，另一方面对于嘉兴而言，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也是不想再干了。”嘉兴一名畜牧系统人士分析称。保障长三角猪肉供应的嘉兴，除了部分养殖户致富，地方政府一直承受着多重压力。
2008年到2009年，光治理畜禽污染，嘉兴就投了1.6亿元。而国家扶持生猪养殖业的补助政策，都需要地方资金配套，不包括财政对养殖污染治理的投入费用，嘉兴地方财政每年在猪身上花的钱达2.8亿元。而食品安全更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嘉兴养猪早，瘦肉精问题历来突出，一直令人担忧。”南湖区一位畜牧系统官员说。
“我们现在已经算不上养猪大市。”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历了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后，两年间，嘉兴的生猪存栏量从400多万头降到了82万头，“我们现在以屠宰外地猪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