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九连快”之后如何再增长

钱塘二叔

本报记者 买天 张丛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春耕从南到北陆续开始。在江苏省金坛市上阮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增收的喜悦让农民张连发干劲十足。
　　上阮村位于金坛市西部丘陵地区，原先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土地高低不平、农田配套设施差，农民只能“望天收”。自2005年开始，该市农业等部门以上阮村结对帮扶活动为契机，开展了全市第一个土地整理项目，实现了沟、渠、涵全配套，田、林、路网格化，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全面改善。截至目前，上阮村已整理农田4000余亩、山地2000余亩，农田产量和机械化作业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老张指着崭新的上阮农业产业园区牌楼，发出由衷地感叹：“上阮的农民有几块收入：土地流转费、合作社分红、入园及外出务工收入，半工半农、以工补农已成为当今农村的特色。”
　　上阮村的变化，其实是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农民“钱袋子”出现重大变化
　　在过去的十年里，农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连续三年下降，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3.10∶1。统计显示，2012年农民收入结构逐步优化的特点更加明显，即家庭经营收入比例继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比例继续提高。农民增收的利好趋势受到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
　　“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古柏镇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分析说，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并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下去。可以说，明确的目标导向推动了制度体系的建立，而完善的制度体系自然衍生出农民持续增收的硕果。
　　“可以说，农民的‘钱袋子’出现了重大变化。”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说，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农民收入水平已经走出了“九五”期间的低谷徘徊期，走上了快速增长的轨道；若对农民收入结构性数据进行细分，会发现农民收入的构成也早已发生变化、农民增收渠道在拓展。农民收入结构已经由原来单一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转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并肩增长，全面开花；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各个省份的农民收入水平全面增加，其中相当多的省市，其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都在缩小，例如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中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等。
　　“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占我国人口比例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本身的致富增收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对整个经济总量的巨大贡献，而且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为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贵州省毕节市市长陈昌旭代表说。
　　清醒认识城乡收入差距
　　“2012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差距已缩小为3.10∶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说，来自世界银行的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大大超过了这一比值。
　　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席魏少军、民盟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卢云辉说，成因是多方面的：
　　体制改革不平衡——
　　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二元结构分割——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
　　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
　　城乡统筹力度不够——
　　农民增收的外部压力变大。很多地方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不但没有同步，还出现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主要表现在对资源的占有，争夺淡水资源、耕地资源、劳力资源。在很多地方可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给农业带来的压力仍然大于动力，城市对农村的索取仍然大于反哺，对农业的支持仍然大于制约。
　　分配、社保等制度亟待完善——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像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养老保险方面，尽管不少农民参加了新农保，但数量还是很低的，绝大多数农民还要靠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
　　“收入倍增”必须常抓不懈
　　农民收入水平这些年的较大幅度提升，与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财政投入带来的转移性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从近年发展的特点来看，这些因素已趋向稳定，继续扩大的空间有限，边际效益在递减。因为，大规模外出打工的势头明显减弱，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撑作用也不可能无限扩大。
　　“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要继续维持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合作社理事长赵亚夫说。
　　“农业是弱质产业，一场天灾就可能导致颗粒无收，而一次传言的危害就可以损害一个产业，摧毁农民一年的收成。而难以掌握的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让农民增收的脆弱基础变得更不稳固。”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德展说。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市长胡世忠、湖南省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县长龙飞凤等表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心部署，有农业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农民增收渠道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宽。
　　山东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代表认为，由于农村地域各异、条件不同，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更是各有千秋。各地应找准符合当地发展的产业，符合农民意愿发展的产业，不可“学样板、套模式”，更不能“麻雀跟雁飞”。只有找准自己的产业，下大力气为这些产业做好扶持工作，从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过程管理、市场营销几个重点方面做起，让农民创业才有方向，增收才有路子，致富才有奔头。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总裁李东升建议要推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完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持政策，完善生产、流通、加工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减免流通费用，让农民从价格上涨、产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实惠。
　　农民工代表陈雪萍、王钦峰、苏明勇等表示，要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空间，建立健全工资稳定增长机制，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进农民创业基地建设，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与此同时，代表委员们呼吁要增加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落实好各项农业补贴政策，推动建立农业补贴稳定增加长效机制，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增加农民股息红利收入。
　　构建增收长效机制需要新思路
　　“如果说做强优势产业、扩大农民就业空间等措施，还只是开具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的话，那么农民增收最为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增长机制不建起来，就好比农民增收这个脆弱的肌体，缺少了一件强身护体的‘铠甲衣’，稍有风吹雨打，农民增收的那点成果就会被侵蚀。”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自治县忠信镇新华村党总支书记郑维勇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必须注入新思路，为农民增收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黄鸿翔说，目前，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农民脱离农业活动，主要是嫌务农收入太低。要想吸引高素质的农民从事农业活动，首先就需要让农业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产业。
　　“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这就是对建立增收长效机制的一个突破性表述。”全国人大代表、贵州遵义市市长王秉清说，必须一方面不断理顺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则要扩大经营规模，使得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唯此才能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
　　“有了农民增收办法，还要注重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农民增收，已经从前几年的减免增收转到现在的收益增收，‘多予、少取、放活’，现在的重点应该是‘放活’了。”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代表说。
　　为了加快农民增收，应该怎样放活呢？朱张金代表认为，首先，应该从土地经营方式上放活。要大力引导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通过签订合同，让种田能手“租赁承包”大面积土地，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让更多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也就是常说的“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其次，应从金融环境上放活。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没有资本是不行的，而靠农民原来种田的收益是无法办到的。城市有许多方式的抵押贷款，农村也应创新金融扶持方式，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缓解资金困难，相信农民也是讲信用的，他们会利用有限的资金作出更大的事业。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创新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对农民增收将带来福音。”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古柏镇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说。但他话锋一转提醒到，我们要警惕资本下乡过程中对农民的盘剥现象。农民对外来企业的不信任，导致农民不敢以承包经营权入股，而倾向于领取一次性的低廉的补偿金。而对于工商企业资本的进入，建议对企业租地时间、租地面积应设置严格准入门槛，防止农民利益受损。